從雪梨到孟買的前兩年，一直替中央社兼職寫稿，後來臺北決定印度需要一位專職的特派員常駐首都新德里。雖然社�表示還是歡迎我從孟買自由撰稿，我不知為何興趣缺缺，多半是我們每三、四年搬一次家，把我也變得沒定性了吧。加上有點想回到老本行寫英文稿，最後決定結束和中央社幾年的愉快合作。 就這樣過了一陣子，朋友問我對印度媒體有無興趣，心想也是個經驗，於是應允。隔天，一位叫納丁的印度編輯給我打電話，問我是否願意為一家印度航空公司的頭等及商務艙雜誌寫稿。
從路透社到中央社，現在居然替機艙雜誌寫稿。雖然稿費少得可憐，總是件新鮮事。因為隔月出刊，賺的錢連付亞莎的薪水都不夠，不過如此一來，我可以了解一下印度除了司機傭人送信收舊貨之外的職場文化。
隔日我依約前往納丁的辦公室與他當面會談，了解我負責的內容。辦公室位於孟買最有名的印度門和泰姬瑪哈旅館附近觀光客最多的地方，離家只有幾分鐘車程。
這家外資出版社在印度的眾多出版品中，包括了這本商務艙雜誌。我和溫文有禮的納丁相談甚歡，一直到他解釋，要我編輯大約五到七頁內容時，我開始有點猶豫。我負責的是上網查這家航空公司國際航線所及的各大城市有什麼大型會議或展覽，整理介紹內容，基本就是上網一大抄，根本不是什麼寫稿。
路透社十多年的訓練後，我深信抄襲是最最令人不齒的行為，但是再想，不過是匯整這些會議、展覽的官方內容，並無任何敏感之處，主辦單位應該也很願意有免費的廣告吧？於是回話給納丁說可以。
就這樣，我為這個商務艙雜誌，在網上找主辦單位的官方網頁，依版面編排重寫後附上網址，倒也沒有違背新聞道德的大原則。每次輕輕鬆鬆六頁編下來，無需用腦，毫不費力，也從來沒人對內容有隻字片語的疑問建議，要不是他們按時寄來出版的雜誌，我幾乎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在替他們工作。
雖說可以知道世界各大城市有哪些會議、展覽，也算增長見聞，但漸漸覺得無趣，於是一年後，很委婉地告訴納丁請他另外找人。但這差事，只要是懂英文、會上網、有點概念的都能勝任，所以納丁很爽快向我道謝，倒也沒有留我，當下覺得浪費了先前婉轉的說辭。
期間我的稿費一直在出版社欠著，起初因為會計部門的種種原因，後來則是因為稿費實在少得可憐，我入境隨俗也變得凡事滿不在乎，老想著等稿費多一點一起領。終於我不幹了，欠我的錢呢？
納丁由於編輯工作繁忙，看來也真不知付款的細節，透過他傳話可能更麻煩，於是要了會計的姓名電話，拿起電話找負責的伊麗卡：「我已經不做了，可以把我的稿費結清嗎？」彷彿她是總編輯：「是嗎？那真是太可惜了，明天你到辦公室來請款吧。」
隔天依約前往出版社辦公室，伊麗卡神龍不見尾，還沒上班。我傻傻地坐在沙發上半個鐘頭之後，得知她已經在路上，等一下就到。就這樣等一下，稍等一下，再稍等一下，伊麗卡始終沒有出現。最後一個答案是：「伊麗卡決定吃過午飯再進辦公室，下午再來。」這是什麼態度啊？我血壓上升、心跳加速，交代請伊麗卡給我打電話另約時間後，氣呼呼地離開出版社。
再次到出版社時伊麗卡照例不在，我決定給她十五分鐘，謝天謝地她在我準備離開的關鍵時刻出現。見了我沒有一聲抱歉：「來來來，坐這�，我找個表格給你填。」我問伊麗卡有沒有可能給我現金，反正不多，省得雙方麻煩。「哦，不行的，我們一定要匯入你的銀行，這是一定的程序。」
就這樣，我在她的辦公桌旁坐了大半個小時，等她從電腦�調出我的檔案。接著把表格印出來，填妥之後她仔細檢查，發現新大陸般喊了一聲：「哎呀，這個表格是錯的，你不是我們的員工，不能填這個表格。」彷彿是我的錯一般，伊麗卡念念有詞，重新回到電腦前，再花個十來分鐘找出正確的表格，我沒好氣填妥個人資料後，伊麗卡交代一星期後再來。
想當然耳，過了一星期，出發前在電話�得到的答案是：「明天。」過了好幾個明天之後，總算有了答案：「你的資料有問題。」「什麼問題？」「你在印度沒有銀行戶頭。」「沒錯，所以你要我把臺灣戶頭給你。」「是的，可是我們和臺灣的銀行沒有往來。」我深深倒吸了一口氣，多說無益：「好，那接下來怎麼辦？」「你給我們另一個海外帳號吧，重填一份表格。」
再度坐在伊麗卡面前時，我仔細問了出版社要哪個銀行：臺灣的第一銀行不要沒關係，新加坡、澳洲、法國，任君挑選。伊麗卡左思右想，可能因為地理位置最靠近的關係，她選了新加坡的星展銀行。我填好資料再三確定沒有問題後，回家繼續等著我幾乎不想要的稿費。
徒勞無功繼續打了兩個星期電話之後，伊麗卡出乎意料主動來電話了：「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有空再來一趟吧。」我正好要出門，於是順道到出版社一趟。這回我學聰明了，買了一杯咖啡帶進去，準備長期抗戰。伊麗卡在約定的時間又不在，我閉上眼睛深呼吸：每次沒有例外遲到甚至不出現，也太離譜了吧？就在我極度不滿的情緒瀕臨爆發點時，她總算回來了。
我在伊麗卡的辦公桌前坐下，這個從不為遲到、不到感到不好意思的人面帶微笑，彷彿剛剛解決了一個艱深的物理程式：「是這樣的，我們從來沒有處理過這種例子，你聽仔細了……這個至今已經延遲了一年的稿費，由於必須匯入新加坡銀行，所以出版社必須把印度盧比換成新加坡幣。」多半是伊麗卡自己憑空臆測想像，決定這盧比必須先匯到位於美國的某銀行去換成美金，再把這美金從美國匯到新加坡換成新幣。
聽到這�，差點被一口剛喝下的咖啡嗆到：「你說什麼？」
伊麗卡再度重複一次這個天方夜譚般的換匯手續，加上一句：「所有經手銀行的手續費必須從你的稿費�扣。」我突如其來用力把咖啡紙杯往桌上重重一放，所剩不多的咖啡全都濺了出來了：「你們這麼大的出版社為什麼要賴我的稿費？我不稀罕這一點錢，可是你們也別想不給我。」話一出口立刻後悔─我和那些令人厭惡的外國太太有什麼兩樣？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原來在喝茶聊天的全停下來了，辦公室霎時一片死寂，「這個臺灣女人真凶啊。」
在氣頭上的我顧不得寶島臺灣的國際形象，開始連珠炮似，把我來請款卻一再被退回的過程高八度批評加注。伊麗卡很顯然嚇了一大跳，不知如何是好。雖然理智經驗告訴我他們不是要賴帳，只是在不知道該怎麼做的情況下，不負責任地信口開河，但是我還是失心瘋般，無法控制幾個星期來的憤怒，反反覆覆把這件事無條無理，幾乎是歇斯底里般扯著嗓門說了一遍又一遍。
沒來由地心�覺得委屈極了。我為什麼要在這�和這些人周旋呢？我曾經是堂堂路透社外調新加坡的特派員，採訪過亞洲大大小小的國際會議，成就沒有，但至少是個知識分子，今天居然在這�為了幾個臭錢，先得看人臉色，接著還要把自己貶到潑婦罵街的地步。可憐自己虎落平陽被犬欺，愈想愈傷心，難過得幾乎要放聲大哭了。
結果沒被人凶過、沒見過抓狂的臺灣人，深信管錢就是老大的伊麗卡，驚慌之餘打幾個電話後告訴我：「我們可以開一張現金支票給任何一個有印度銀行帳戶的人，你只要找這個人代你領出來就行了。」
就是這麼容易。於是我在另一份表格上，填好和伊麗卡第一次見面就已經建議的菲爾印度銀行帳號，拿起我甩在她桌上的咖啡杯，轉身離開仍然處於寂靜狀態的辦公室。
出版社外盛夏午後的太陽正熱，立刻把人曬得發昏，路上車輛震耳欲聾的喇叭聲此起彼落沒有間斷，遠處泰姬瑪哈旅館的宮殿式屋頂，在藍天下如畫一般。我沒有打電話要尼爾生把車開過來，獨自站在樹下調整這堆積已久、如火山爆發般不理智的情緒。
路邊賣水果的小販毫不掩飾盯著我，蒼蠅在半腐爛的水果上方盤旋，他也懶得揮手趕。不遠處一個連印度種姓制度中最低階級都排不上、皮膚黝黑的「賤民」背著一個破麻袋，兩手伸進人行道上已經傾斜的垃圾桶，試圖找到可以變賣的廢紙或寶特瓶。對街兩個手牽手的小乞丐站在一家外國人常光顧的咖啡店門外，沒有走過來向我要錢，反而看著我笑了：長得不一樣的外國人啊。
忽然之間對自己這微不足道的小困難感到極度慚愧：不論如何我的生活肯定是玫瑰色的，放眼望去，周遭的印度人恐怕連做夢也不敢夢見和我一般的生活，而我竟然會可憐自己可憐得要哭了。此時心�的難受不是因為請款的離譜過程，而是居然會為了一件對我的生活無關痛癢的小事，就要認為全世界都對不起我的自憐心態。
可是過了今天，明天還是要繼續和芝麻綠豆事奮戰，每隔一段時間我還是會無法克制，對人大呼小叫發洩情緒，然後再充滿罪惡感地埋怨自己，後悔不已。若要問我最恨印度什麼，不是貧窮髒亂，不是毫無效率凡事比登天還難，而是這充滿矛盾的複雜情緒，不論我如何堅決抵抗，過一陣子就要排山倒海而來試探一下，不是一杯熱騰騰的奶茶就可以解決的。
這，就是我又愛又恨的孟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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