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眾的負擔能力須以個人（或家庭）總所得，或總資產減掉負債後的淨財富為衡量依據。 此乃近代工業革命後，因分工使職業多元化；公司組織興起，公司之所有權已證券化，證券又再大眾化，民眾的投資、儲蓄管道及個人所得來源項目增加，單一項目來源的所得或財富，並不適於做為個人經濟負擔能力的指標，故廿世紀中葉後，各國紛紛放棄原有之分類所得，改以綜合所得做為經濟負擔能力依據之緣由。 若以總所得做為計徵保費依據，必須將一定期間（一年）內之所有所得合併結算，而求得該年度內應徵保費總額。 實務上，可就其每次受領一定金額（譬如1萬元）以上之各類所得，按其受領金額，依固定費率（譬如2%）就源扣繳之；至年底結算時，再依總所得（包括每次未達就源扣繳部分），與固定費率及每年應繳保險費上、下限範圍內，多退少補之。 依上述方法計算保費時，不應就所得別不同，而選擇性的對某些所得課費，而對另些所得卻不課費的差別待遇處理。譬如僅對個人租給公司行號的房屋租金收入計徵保費，而對租給個人的房屋租金收入免課；或對18歲以下與18歲以上之打工薪資，採取差異處理；甚或對超過月投保金額4倍以上之獎金，始課徵保險費的繁瑣規定。 個人保費 應依實際所得計收 任何人繳納之保費皆應依實際所得計收，庶幾才不會發生諸如：有較高月投保金額及高額獎金之主管的保險費實際負擔比率，反較月投保金額及獎金少之部屬為低的不合理現象。 亦不致在我國近四兆餘綜合所得中，花費諸多稽徵成本及人力，去掌握了96%的個人所得，但卻僅能以其中10%，約4千億元為費基計收補充保費，以致每年僅收到80餘億元保費，尚不敷健保醫療支出一星期所需之情事。 論者或謂所得之認定及金額的確定，以及年底結算工作甚為繁複，非健保局能力所及，健保局須增加數千人力及稽徵成本，才能竟其功的誇大之詞！ 比對國稅資料 現行人力可勝任 事實上，只要健保局對所得之認定與國稅局採相同標準，則給付各類所得之公司行號，即可依所得稅法之所得認定標準，一方面扣繳所得稅款繳交國稅局。 另方面依同樣之基準及健保費率，扣繳保險費款繳交健保局。健保費扣繳、結算工作，不必委託國稅局代勞或代徵，健保局現行人力即可勝任，徵納雙方不須花費高稽徵成本及納稅成本。由於所得之認定標準相同，健保局只須對有疑義者，比對國稅資料即可。 目前新健保法之補充保費規定，在立法時對某些稅法上已有明確定義之所得，增加了畫蛇添足的規定，反使徵、納成本增加，及無所適從，甚或造成規避行為，以致衛生署及健保局陷入「左支右絀」、「顧此失彼」的父子騎驢窘境。 隨著經濟成長，勞動所得占總所得比重下降，而資本所得比重反增加現象，面對一年5千餘億元之保險支出，若其財源仍依經常薪資為主要計費基礎而徵收，不但加深以薪資所得為主要收入者之負擔，更使保費收入之成長彈性偏低，以致在未來10年中，保險支出每年約有250億元之成長，但保費收入每年卻僅有100億元左右之增加。 若未來5、6年內未有積極措施，保險費率即會超過法定6%上限，而須限縮給付（如藥品自付、小病自付等），並使弱勢增加負擔。收支一旦短絀，3、4年內累積赤字即可達千餘億元！凡此皆顯示現行保費稽徵制度既不公平，又缺乏成長彈性，而須大幅、盡速修訂。 （作者為健保局前總經理、景文科技大學教授）  |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