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和台灣地理距離遙遠，文化差異也跟著巨大，常令我們無從理解，疑惑處處。不過，大多數時候都是我們代入了刻板印象或偏見，事實便讓我們認知失調。
例如，在炎夏時期飛往馬拉威，腦中浮現的是一片黃土、少許灌木林和穿著短袖衣衫人們的「熱帶莽原景象」──在地圖上，這個國家位在赤道南方不遠處。儘管醫療團醫師曾提醒：「此時是馬拉威的冬天，很冷喔。」我們卻不知哪來的自信，將這話當成誇飾，直到飛機落地，走出艙門，一陣哆嗦，才知「真的冷」。
往北部姆祖祖走，照常識來說，更靠近赤道，溫度越升。但抵達當晚，我們冷得穿上更多衣服，裹上毛衣和大外套，走出門外看星星的途中還冷得喘不過氣來，「這裡是高原啊。」看我們直叫又喘又冷的樣子，醫療團醫師才叮嚀：「不要走太快，會得高山症喔。」
初入這個陌生的地方，一切常識都只是自以為是，還未深究的初淺印象。所以，別說文化衝擊 (culture shock)，自然衝擊 (nature shock)並讓人應接不暇。
身體和疾病當然也是如此。
從馬拉威回台後不久，我便開始咳嗽、失聲。原以為是疲累或者環境轉換所致，簡單的小感冒而已。一位與我同去馬拉威的醫學系學生也有同樣的毛病，卻十分緊張，以為自己帶回來了肺結核。匆忙就醫後，真相大白：「台灣空氣太髒，原本就有過敏性鼻炎的我們，鼻水倒流變成了痰，而引發咳嗽的症狀。」
不是馬拉威病菌太多，而是台灣的空氣太汙濁。讓人莞爾一笑的顛覆。
又隔一陣子，參加了國際醫療讀書會時，像是罹患重感冒一樣的症狀，引人側目。同去馬拉威的夥伴打趣地問：「不會得了瘧疾吧？！」
此言引我怒瞋：「最好這就是瘧疾的症狀啦。」不過就是鼻水如洩洪一般，帶點小咳嗽，自己判斷是鼻炎，畢竟我一點都沒發燒。
或許老天爺懲罰我的鐵齒，隔天我竟然就發燒了，本想吞包退燒藥就好，不料，連我媽都問我：「你…會不會得了瘧疾了？」
三天之內，我被問了三次「是不是得到瘧疾」這個問題，我也才認真地想起：「對耶，我忘了吃抗瘧藥了！」我只是想起自己沒吃抗瘧藥這件事，壓根不認為自己得到瘧疾，雖然在馬拉威每天都被蚊子攻擊。
服用瘧疾藥，像是一種儀式。每個去非洲的旅人，幾乎都要經歷施打黃熱病疫苗這類熱帶疾病預防針、服用奎寧這類抗瘧疾藥的「特殊經驗」。吃這些藥不保證能避開瘧疾，只是在得到瘧疾時，能「減輕」症狀。
但我們服用奎寧最重要的原因，不是為了在馬拉威安全，而是台灣沒有瘧疾──如果我們在非洲得到瘧疾，還可以找得到醫生治病，找得到藥吃，但萬一回到台灣才發病，在瘧疾已經絕跡的台灣，要找到治療的藥或醫師，恐怕是很困難。因此，服用這類藥物，成了我們每日相互提醒的動作。畢竟，醫療團的人都不吃的──他們長期待在非洲，就算得到瘧疾也可以得到治療。
因此，服瘧疾藥對我們來說，又是一個想法上的轉移和顛覆。
瘧疾之於台灣，或者是對我們的親友來說，都是一個「放大」的疾病，那是我們去過非洲的印記和證明。
但是對當地人來說，瘧疾就像感冒一樣，一年得到一次瘧疾很正常，抗瘧藥在超市都買得到，就像我咳嗽流鼻水，只消到便利商店買包感冒藥就好。當我們遇見眼球發黃的當地人時，就都知道這個人得了瘧疾，或是得過瘧疾，但幾乎我們所遇到的每個人，眼白都是發黃的。
因為在馬拉威多在醫院工作，與醫療系統接觸，讓我們不自覺將目光放在這類問題上頭，才會發生同伴以為他自己得到肺結核的事情或者是我「得到瘧疾」的疑惑，而不像以往會自我判斷「這只是感冒」，於是，普通的不舒服，竟也成了非洲經驗的反射──因為去過非洲，所以連病識感都不同了。
因為非洲經歷的轉換，而造成感覺差異的，不只有生病這件事。
例如，在台灣，被蚊子叮雖然很不舒服，但那只是件擦擦綠油精，讓他自然消腫的小事情，可是在非洲，「蚊子」對我們來說是會使我們害怕的敵人，因為它有很大的可能是瘧蚊。所以，出門要噴防蚊液、晚上睡覺要掛蚊帳，每天都要放大蚊子是否叮咬的意識。
不過，這樣的「小心翼翼」持續不了多久。之後除了睡覺掛蚊帳（還是會被叮）外，防蚊液懶得噴，奎寧會忘了吃，連穿涼鞋、短褲出門也開始不忌諱了──或許我們都已經開始讓自己像個馬拉威人了，也或許已經不會感覺這之中的「不同」了。
倒是去北方的野生動物公園，竟又出現了讓我們「小心」的生物采采蠅那是一種被它叮，就會一直沉睡、起不來的「蒼蠅」，那個地區有很多，而我們又無法判斷那是不是彩彩蠅，所以，只要是看到長得是蒼蠅樣，就會一直要打死它，不然就趕出車外。
那天，我在自己的日記裡，記下這一段：
為什麼開始怕蒼蠅？ 為什麼開始怕蚊子？
因為是不同世界嗎？ 為什麼心裡有恐懼？
因為「不同」，所以，原本習以為常的世界或認識，就被轉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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