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替藝術品增添了名為「歷史」的神祕吸引力，證實藝術品帶給人們的心靈撼動不分古今；歲月，卻也是藝術品最大的敵人。無論是博物館中的大師名畫，或教堂廟宇中的壁畫彩繪，都逃不了時間留下的足跡─空氣的氧化、霉菌的侵蝕、陽光的燒灼。於是，名為「藝術品修復師」的行業應運而生，他們彷彿外科醫師，細心地替「患者」進行治療，好讓藝術品的生命能再延續下一個百年。蔡舜任，便是一位臺灣極為罕見的專業油畫修復師。 蔡舜任十九歲開始創作，就讀東海美術系時就發表了多幅大型油畫作品，獲得不錯的評價。但畢業前夕，他卻發現儲存在倉庫中的作品竟然發霉、掉色，作品「生病了」卻求助無門。退伍後，蔡舜任進入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擔任助理，在與國外重量級修復大師交流時，看見了他們的執著與專業，心中萌生一個想法：「我也想成為修復師。」
只是，必須兼顧繪畫技巧、美術史專業、科學觀念的藝術修復，是西方近五、六十年才興起的行業。當時的臺灣堪稱藝術修復沙漠，想拜師學藝談何容易？一句義大利文也不會、口袋空空的蔡舜任，大膽地飛到義大利修復學院就讀。學院中的同學，都是十八、九歲的年輕人，當時已經二十五歲的他，心�產生莫名的焦慮感。才上了幾個星期的課，蔡舜任就發現了一個問題：「學生們被教授保護得好好的，雖然能學到理論，卻少了實做機會。」他決定跨出校園藩籬，到翡冷翠（又譯佛羅倫斯）街頭發傳單，表示願意以免費人力交換學習機會，也大膽去敲修復工作室的門，「但都被踢了出來。」在義大利，修復這一行仍延續師徒制，相當排外，更何況是「來路不明」的東方臉孔。但蔡舜任的堅持，最後終於讓油畫修復師Andrea Cipriani點頭，「後來我才知道，師父之所以同意，是因為他少個人搬東西，」蔡舜任接受講義採訪時半開玩笑地說。前半年，蔡舜任的工作就只有掃地、搬重物，在工作室一待超過十多個小時，沒有薪水，只有中午時間，師父會發點小錢給他用餐，「回家後整個人都累垮了，晚餐永遠是硬麵包配罐頭。」回顧這段過去，蔡舜任說：「後來我才領悟到，掃地、搬東西，全都是重要的學習。」掃地的過程，讓他學會辨識素材，「師父丟出來的一塊碎布，可能就有好幾百年歷史，是下一張畫修復的重要原料，不能隨便扔掉。」搬東西讓他學到如何「持拿」作品，「否則一個不小心，摔壞的可能是無價之寶。」大半年過去，師父才點頭，同意蔡舜任「碰畫」，但做的仍是最基本的工作，負責在工作室蒐集的素材中，找出與原畫時代、質地最接近的畫布，以進行修補。就這樣，兩年的時間又過去了。後來師父才告訴他，這些繁瑣工作的最大意義，是要磨掉他的創作慾望，「我們工作時，最忌加入自己的主觀。你不能覺得這�加點紅色比較好，就自作主張。仍要忠於原作，否則只會毀了一件作品。」
經過多年鍛鍊後，蔡舜任成為能夠獨當一面的修復師，曾到美國紐奧良修復在卡崔娜風災中受損的油畫。二○○八年，他再次回到翡冷翠，成為享譽國際修復大師Stefano Scarpelli門下唯一的臺灣徒弟，經手的每件作品都是「頂極品」。在大師身上，他看到什麼叫做「爐火純青」，「最好的修復，就是最少的修復。只是，愈少的工作，卻也是愈難的工作。」
在修復界嶄露頭角的蔡舜任，往後幾年飛到不同國家、不同美術館工作，收入頗豐，最後卻選擇回到臺灣，「我想把在國外學到的東西帶回來。」只是，返臺後的他，卻看到故鄉的古蹟被粗暴對待，「簡直是修一件壞一件。」為了趕「結案」，廟宇梁柱的修復捨棄傳統卡榫，以釘槍、黏著劑取代；屋頂壞了不重燒瓦片，而直接鋪上鐵皮。「如此一來，我們失去的不僅是有形的古蹟，更是無形的文化資產，」他說，「如果我們的社會不再需要傳統工匠，他們的手藝也註定消失。」蔡舜任又舉例，相關單位雖然制訂了古蹟修復的標準作業流程（SOP），「但古蹟修復的首要條件就是不能有SOP。」好比同樣的門神彩繪，畫師的繪圖方式、使用的顏料不同，彩繪受損的原因也不同，那麼就不能用相同的方法處理。
「觀念的改變需要時間，」蔡舜任說。現在的他，也投入臺灣的古蹟修復工作，「我要求自己把手上的工作做到最好。也許，人們看到我修復的作品，會覺得『喔，這樣修比較好，整間廟也這樣修吧。』」同時，他也透過演講，並在學校擔任老師，希望藝術修復觀念可以日漸在臺灣普及。「我的想法很簡單，」蔡舜任說，「就是希望盡我所能延續藝術品的生命，將它交到下一個世代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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